周恩来传记:中共中央工作实际上的主要主持者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恩来参与领导了中共”六大”的召开,担任大会的秘书长。会上,他被选为中央委员。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周恩来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和向忠发、苏兆征、蔡和森、项英一起,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常委分工,周恩来负责党的组织工作和军事工作,并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秘书长和中央组织部部长。
  向忠发主要因为是工人出身,在中共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被推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常委会主席。但他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都不行。“六大”后,新的中共中央的工作计划,是由周恩来起草提出的。在这以后的大约两年多时间内,周恩来实际上是中共中央工作的主要主持者。当然,除了向忠发外,中共中央常委还有其他同志和后来增补的李立三。说周恩来是中共中央工作的主要主持者,从他在六大后的中央内所起的实际作用看,是明显的。
  周恩来在中共中央,解决了当时有关中国共产党的存亡和革命发展的若干个关键问题。
  (一)1928年,周恩来最早提出了思想建党的问题。
  在党的建设上着重从思想上建党,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特点和优点之一。大革命失败后,必须整顿和重新建设党。蒋介石、汪精卫反共,大批共产党员坚贞不屈,牺牲在昨日朋友、今日敌人的屠刀下,但是也有一些人在形势转变关头消极动摇,甚至叛变投敌。因此,中国共产党不但要从组织上改造和建设,而且必须从思想上加强无产阶级的坚强的斗争意志。另一方面,斗争的实际使党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变,就是从城市转向农村,革命的武装割据已经开始,大批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农民涌入了革命队伍。到1928年11月,党员成分中已有75%是农民。对于他们,组织上吸收入党了,同时必须看到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在党内的发展和影响,存在着如何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小资产阶级意识的问题。1928年11月11日,周恩来写出中共中央《告全体同志书》的第四部分。他根据中共“六大”决议精神指出:“全党的同志,应坚决地起来奋斗,肃清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党“要加强无产阶级的基础,同时要继续改造党的纽织,尤其要坚决地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意识。”
  几乎同时,毛泽东在农村开辟革命根据地中,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当时大批农民进入红军和革命队伍,加上中国农村的封建落后和各种复杂的矛盾,使得他在11月25日指出:“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两个巨人,一个在白区,一个在苏区;一个在中央,一个在地方,所见相同。正因为中国共产党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后来共产国际领导担心中国党在农村离开工人阶级太远时,周恩来得以回答说:党在农村,经长期斗争锻炼和正确领导,也完全可以无产阶级化。
  着重从思想上重新建设共产党,同时也要在组织上整顿和建设共产党。从汪精卫叛变革命后的一年半之中,在白色恐怖压迫之下,中共各省组织几经破坏,干部牺牲不计其数,而自首告密叛变的事也由南而北渐渐遍及全国各级党部。党的组织日益脱离群众、隔绝社会,上级机关尢多形成空架子。因此,周恩来提出,领导同志应当走入工厂农村社会中,寻找职业,深入群众,以恢复和重建党的组织;整顿地方工作的程序,应先从中心区域做起;党员要重在质量的选择,要在一个地方有了几个建全的支部后,再成立地方党部,要避免空架子机关的毛病。
  (二)周恩来处理了当时中国共产党的见个重要组织中的问题,首先是中共顺直省委问题。
  顺直指的是北京(顺天府)和河北(直隶省)。在这里,中国共产党设有顺直省委。在大革命失败前后的历史转折时期,这个省委内部出现了混乱。这问题不很快解决,不但北方工作不能发展,而且全党涣散的精神都不能转变。所以,“顺直问题是中央开始工作之第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六大”前,蔡和森曾经代表中共中央去顺直巡视,但是未能用教育的方法在实际工作中解决问题,反而带着个人意气与成见,结果反而造成顺直党组织的分裂,出现了保南第二省委。“六大”后,在国内主持中央工作的常委将顺直问题移交给了新的中央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0月4日开会讨论了顺直问题,并于12日作出《中央对顺直问题决议案》,发出《中央告顺直同志书》。会后,陈潭秋奉命到顺直巡视,看到党员头脑中仍充满了国共合作时代的旧观念,组织路线与工作方法仍是“八七”会议前那一套,极端民主化倾向比较普遍,经济问题纠缠不清,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很少自觉地开展工作。他与刘少奇、韩连惠决定暂时停止省委职权,井停止京东四县的活动。陈谭秋到中共中央汇报后,中央不同意停止省委职权的作法,要他返天津传达中央指示。陈潭秋传达后,刘少奇、韩连惠于11月16日写信给中共中央表示不同意。17日,陈潭秋向中央报告说恢复省委职权事实上无可能,主张由中央直接改组省委常委会。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认为中央解决顺直问题的路线是正确的,方法有不足之处,陈潭秋、刘少奇在顺直工作中有取消主义观念,工作方式上有命令主义错误,决定派周恩来去巡视。
  12月11日,周恩来到天津。他先后参加省委、区委、支部会议,召开谈话会,听取各方意见,本着“从积极工作的出路上解决过去一切纠纷”的方针,多方地做工作。在这基础上,召开省委常委会,说服大家接受中央意见;并在党刊《出路》上发表文章,针对认为“顺直党的旧基础已经落伍了,腐烂了”的看法,指出:旧基础不是完全要不得,也不须立即解散,“正确的办法是要在现在还存在的旧基础上深入群众,积极工作,发展斗争,吸收新同志来继续不断的改造顺直的党,逐渐的产主新的斗争”。文章还分析了极端民主化与民主集中制、命令主义与说服群众、惩办主义与铁的纪律的区别。12月22日,周恩来召开顺直省委扩大会议,并在会上作政治报告,提出这次会议的总方针是贯彻“六大”决议,争取群众,发动斗争,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陈潭秋、刘少奇也作了报告。会议按中央决定恢复了省委职权,改组了省委常委会和京东党组织,挽救了顺直的中共组织。
  (三)解决江苏省委问题。
  正当周恩来在北方处理中共顺直省委问题的时候,在上海,1929年1月3日,向忠发、李立三等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出了一个乱子。他们作出决定,要由中央来兼中共江苏省委的工作。1月11日前后,周恩来从天津回到上海后,从李维汉那里得知这个消息,感到不妥,立即找向忠发、李立三谈话,要政治局重新讨论。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周思来在会上提出中央兼江苏省委的作法是危险的:1.这样做必然会削弱中央对全国的政治领导;2.这并不是中央进行群众工作的好方法;3.这样会妨碍中央本身的工作;4.会使处在白区地下的中央的秘密工作增加许多危险。他主张加强江苏工作而不是代替中共江苏省委。
  当时,中共江苏省委设在上海,江苏省委的工作范围是包括上海在内的。中共中央1月3日的决定,已经引起了江苏省委的强烈反对,省委召集上海各区的党委书记开会,进行宣传反对中央。14日,中央政治局又召开会议,周恩来终于说服了向忠发、李立三放弃兼江苏省委的意见。同时,他也反对中共江苏省委的上述举动。他说:中国党已经有了“六大”的正确路线,现在欠缺的是无产阶级意识的锻炼与领导。如果地方的同志不在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工作路线上来同中央讨论问题,而从个人不正确的倾向上来反对中央,这是一条死路。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教育全党的一个机会,也是改造党的过程中必然要发生的现象。江苏问题既然发生了,中央当然不要害怕,而要坚决斗争,用积极的意见来号召全党和江苏同志。从1月16日到24日,周恩来和向忠发、项英连日出席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召开的中共江苏省委会议,来解决省委与中央对立的问题,终于使省委在19日的会上,作出决议,承认自己的错误。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鉴于江苏省委已经接受批评,承认错误,决定只对省委进行改组。25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召集的江苏省委会议,宣布中央的决定,并指出中央总的路线是正确的,目前党内并没有原则上不同的派别。对中央的缺点错误,省委可以讨论,但应当在符合组织原则的范围内,不允许搞非组织活动。江苏省委的问题顺利解决了。
  经过中共“六大”后一年来思想上、组织上的工作,中国共产党终于摆脱了削弱涣散的状态,达到重新巩固与一致,党的工作、党与群众的关系、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与领导斗争的力量,都开始有了新的进展,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在全国许多地方纷纷建立和发展。
  (四)解决了红四军的问题。
  1929年6月,红四军在福建龙岩召开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会上,对于一些重要原则问题,朱德、毛泽东之间发生了争论,未能统一认识。会议选举了前委会,陈毅为书记。会后,毛泽东离开了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之后,陈毅按照中共中央指示秘密到上海参加中央召开的军事会议,并报告工作。在陈毅未到之前,周恩来起草了《中央给四军前委的指示信》(8月21日),阐明了红军建设的一些原则问题。8月29日,周恩来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陈毅关于红四军全面情况以及朱、毛之间争论的洋细汇报。会上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组成委员会,起草一个对红四军工作的决议,周恩来为召集人。
  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早就有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1928年1月27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广东省委指示信中,就曾指出“琼崖的工作可加紧造成一割据的局面”。他在主持军委工作中对于各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发展从政策上、人力上、物力上给予了尽可能作到的支援。周恩来领导的中央军事部、中央组织部,派出了徐向前、邓小平、张云逸等很多批军事、政治领导干部,到各地加强红军和根据地的工作。在中央军事会议期间,周恩来和陈毅多次谈话,强调要巩固红四军的团结,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井代表中共中央宣布仍由毛泽东继续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后来,陈毅按照周恩来多次谈话和中央会议精神,代中央起草了9月28日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这封信经周恩来审定,由陈毅带回根据地。信中提出了红军的根本任务与前途、发展方向与战略,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并对红军与群众、红军的组织与训练、红军给养与经济问题、红军中党的工作等,都作了指示。信中批评了朱德、毛泽东在工作中的缺点,要他们和前委注意纠正,要前委恢复朱、毛在群众中的信仰,团结全体同志向敌人斗争。
  陈毅回去后,11月26日,毛泽东在陈毅陪同下回红四军前委主持工作。四军前委决定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毛泽东根据中央指示信的精神和红四军的实际情况,为大会起草决议案,陈毅也参加了。这就是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的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这个决议成为此后红军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的重要文件。周恩来主持的中央军委,要各地红军组织学习红四军的经验。
  到1930年3月,全国红军发展到62700多人,编为13个军,分布在鄂、豫、皖、浙、赣、桂、粤、闽8省127个县,并且在豫、苏、皖,赣、浙、闽、鄂、湘、粤、桂10省的162县有游击活动。全国党员发展到10万人。在城市中,到1929年,全国产业支部已发展到100多个,并向革命根据地输送了许多干部和物资。
  (五)纠正李立三“左”倾错误。
  1930年3月,周恩来离上海去莫斯科参加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党的工作,同时处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同共产国际间的一些分歧问题。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李立三的报告,通过了《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
  这次“左”倾冒险主义的最主要的表现,就是要搞盲目暴动,其中最重要的是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并且要求革命根据地的红军进攻大城市。李立三提出:南京兵暴是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起点,组织南京兵暴必须与组织上海总同盟罢工同时并进,然后武汉暴动紧接着爆发,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幻想能够“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在李立三“左”倾错误指导下各地发生的盲动,使得这两年健全、发展起来的中共组织和革命工人队伍遭受很大的损失,各地红军和根据地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
  周恩来是反对盲目暴动的。他认为“目前中国革命新高潮是在成熟的过程中,还没有形成全国直接革命的形势。”“现在的时期是从各个的工人运动与农民战争转到总的革命进攻,转到为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建立苏维埃民主专政而斗争的一个过渡时期”。他针对李立三的一味反右倾,指出也要反对“左”倾的盲动情绪。
  共产国际研究了中共中央6月11日的决议,认为李立三有否认革命发展不平衡、搞脱离群众的武装暴动计划、只要政治罢工不要经济罢工等谱误,“一个严重的错误,就是决定在好几个城市中实行武装暴动”。周恩来、翟秋白参加了讨论。共产国际于1930年7月作出决定,要周恩来、瞿秋自回中国纠正李立三的错误。
  8月19日,周恩来先回到上海,他采取思想上说服教育、工作上稳步纠正的办法,对李立三不排斥,以同志式态度一起讨论和改正。他通过个别谈话和召开政治局会议,传达共产国际的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基本上取得了一致的看法,接受共产国际的意见。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发出一系列指示和决定来纠正错误。周恩来亲自起草了中央给长江局的指示信,其中提出要停止武汉、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恢复被李立三取消了的党、团、工会的独立领导机构和组织系统。这样,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的一些主要错误,就开始纠正。然后,9月24日至28日,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周恩来在会上先后作《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和《组织报告》,批评了李立三的错误。李立三作了自我批评。瞿秋白作了政治讨论的结论。这次会议和会议以后的中共中央,对于停止执行立三路线起了积极的作用。会议纠正了立三路线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停止了组织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工作,结束了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那些错误。
  周恩来。瞿秋白稳当妥帖地使中国共产党转好了这个大弯子,纠正了错误,端正了方向,形成了团结合作的气氛。
  两年多时间中,在严峻的白区秘密工作条件下,周恩来正确地解决了上面这些关键性的问题。他不愧是这一阶段中共中央工作的实际上的主要主持者。从中国共产党的“六大”到1930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基本上是正确的,工作是有成绩的,革命在向着好的方面发展。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恩来参与领导了中共”六大”的召开,担任大会的秘书长。会上,他被选为中央委员。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周恩来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和向忠发、苏兆征、蔡和森、项英一起,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常委分工,周恩来负责党的组织工作和军事工作,并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秘书长和中央组织部部长。

向忠发主要因为是工人出身,在中共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被推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常委会主席。但他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都不行。“六大”后,新的中共中央的工作计划,是由周恩来起草提出的。在这以后的大约两年多时间内,周恩来实际上是中共中央工作的主要主持者。当然,除了向忠发外,中共中央常委还有其他同志和后来增补的李立三。说周恩来是中共中央工作的主要主持者,从他在六大后的中央内所起的实际作用看,是明显的。

经过1924—1927年大革命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首要的根本任务,是找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方向道路。大革命的惨痛失败,把革命方向道路问题严重地急迫地摆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能否尽快解决这个根本问题,能否尽快找到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道路,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生死存亡,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兴衰成败。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关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思想的中心和实践的重点,放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方向道路之上。

周恩来在中共中央,解决了当时有关中国共产党的存亡和革命发展的若干个关键问题。

澳门新葡亰网站所有平台,大革命的教训,使毛泽东等人最先警醒。八七会议前后,毛泽东提出了“上山”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的主张。八七会议是一个中介,此后毛泽东革命的立足点从辅助、支持国民党完成民主革命,转到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民主革命之上,并且开始了农村武装革命斗争的实践。创建工农红军,开展土地革命,创建湘赣革命根据地,成功地进行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尝试。192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工农武装割据”,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三者结合起来。毛泽东并且分析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发生、存在的原因和条件。指出“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同年11月,毛泽东又进一步阐述了党的领导和武装斗争、土地革命、革命根据地建设的关系。指出:党的领导正确是进行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革命根据地建设的保障;而武装斗争、土地革命、革命根据地建设这三者是互为条件,互为依托的。

1928年,周恩来最早提出了思想建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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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的建设上着重从思想上建党,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特点和优点之一。大革命失败后,必须整顿和重新建设党。蒋介石、汪精卫反共,大批共产党员坚贞不屈,牺牲在昨日朋友、今日敌人的屠刀下,但是也有一些人在形势转变关头消极动摇,甚至叛变投敌。因此,中国共产党不但要从组织上改造和建设,而且必须从思想上加强无产阶级的坚强的斗争意志。另一方面,斗争的实际使党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变,就是从城市转向农村,革命的武装割据已经开始,大批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农民涌入了革命队伍。到1928年11月,党员成分中已有75%是农民。对于他们,组织上吸收入党了,同时必须看到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在党内的发展和影响,存在着如何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小资产阶级意识的问题。1928年11月11日,周恩来写出中共中央《告全体同志书》的第四部分。他根据中共“六大”决议精神指出:“全党的同志,应坚决地起来奋斗,肃清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党“要加强无产阶级的基础,同时要继续改造党的纽织,尤其要坚决地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意识。”

关于城市和乡村、工人和农民的关系问题。毛泽东1929年4月5日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明确提出:“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重要条件。”“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的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

几乎同时,毛泽东在农村开辟革命根据地中,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当时大批农民进入红军和革命队伍,加上中国农村的封建落后和各种复杂的矛盾,使得他在11月25日指出:“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两个巨人,一个在白区,一个在苏区;一个在中央,一个在地方,所见相同。正因为中国共产党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后来共产国际领导担心中国党在农村离开工人阶级太远时,周恩来得以回答说:党在农村,经长期斗争锻炼和正确领导,也完全可以无产阶级化。

关于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问题。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在三湾改编工农革命军,即在工农革命军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党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部队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并且在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连、营、团各级建立士兵委员会。1928年5月,毛泽东又给红军提出了“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使红军的建设进一步革命化和规范化。

着重从思想上重新建设共产党,同时也要在组织上整顿和建设共产党。从汪精卫叛变革命后的一年半之中,在白色恐怖压迫之下,中共各省组织几经破坏,干部牺牲不计其数,而自首告密叛变的事也由南而北渐渐遍及全国各级党部。党的组织日益脱离群众、隔绝社会,上级机关尢多形成空架子。因此,周恩来提出,领导同志应当走入工厂农村社会中,寻找职业,深入群众,以恢复和重建党的组织;整顿地方工作的程序,应先从中心区域做起;党员要重在质量的选择,要在一个地方有了几个建全的支部后,再成立地方党部,要避免空架子机关的毛病。

关于红军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1928年 5月,毛泽东和朱德等根据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客观实际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以来与敌作战的经验,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的游击战术,为后来红军整个作战原则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9 2 9年以后,又提出“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等等。

周恩来处理了当时中国共产党的见个重要组织中的问题,首先是中共顺直省委问题。

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和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以及红军战略战术的一些基本原则,只是他两年来革命斗争实践的总结和理论思考,还并无全党应把工作中心放在乡村的思想,也并未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形成是在1930年以后。

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顺直指的是北京。在这里,中国共产党设有顺直省委。在大革命失败前后的历史转折时期,这个省委内部出现了混乱。这问题不很快解决,不但北方工作不能发展,而且全党涣散的精神都不能转变。所以,“顺直问题是中央开始工作之第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六大”前,蔡和森曾经代表中共中央去顺直巡视,但是未能用教育的方法在实际工作中解决问题,反而带着个人意气与成见,结果反而造成顺直党组织的分裂,出现了保南第二省委。“六大”后,在国内主持中央工作的常委将顺直问题移交给了新的中央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0月4日开会讨论了顺直问题,并于12日作出《中央对顺直问题决议案》,发出《中央告顺直同志书》。会后,陈潭秋奉命到顺直巡视,看到党员头脑中仍充满了国共合作时代的旧观念,组织路线与工作方法仍是“八七”会议前那一套,极端民主化倾向比较普遍,经济问题纠缠不清,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很少自觉地开展工作。他与刘少奇、韩连惠决定暂时停止省委职权,井停止京东四县的活动。陈谭秋到中共中央汇报后,中央不同意停止省委职权的作法,要他返天津传达中央指示。陈潭秋传达后,刘少奇、韩连惠于11月16日写信给中共中央表示不同意。17日,陈潭秋向中央报告说恢复省委职权事实上无可能,主张由中央直接改组省委常委会。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认为中央解决顺直问题的路线是正确的,方法有不足之处,陈潭秋、刘少奇在顺直工作中有取消主义观念,工作方式上有命令主义错误,决定派周恩来去巡视。

中共六大以后,周恩来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常委秘书长、中央军委书记、中央组织部长,实际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

1929年3月19日,周恩来在给贺龙及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中就明确指出:“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在目前还是一个宣传的口号。”“目前所应注意者,还不是什么占领大的城市,而是在乡村中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特别地肯定了毛泽东的经验:“在朱、毛军队中,党的组织是以连为单位,每连建立一个支部,连以下分小组,连以上有营委、团委等组织……将来你们部队建党时,这个经验可以备你们参考。”

由于红军队伍在其建军初期残留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在长期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下的滋生和蔓延,由于中央指导方针的摇摆以及“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的影响,1929年五六月间,红四军“前委在组织上的指导原则根本发生问题”,红四军党内发生意见分歧进而发生争论。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一时不为前委认识和接受,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职务落选,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休养并指导地方工作。随后,新当选的前委书记陈毅奉召受派到中央出席军事会议并汇报红四军党的工作及全部情况。

周恩来在听取陈毅向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两次详细汇报,以及此后和李立三、陈毅的多次谈话讨论后,于9月28日审定发出《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就中国革命的特征、红军的基本任务、红军中党的领导、毛泽东的地位等问题,作了明确的指示。

在指示信中,周恩来明确而肯定地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这是第一次以中央身分对中国革命特征也即道路这一根本问题作出的正确结论,这一结论是对毛泽东等人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对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升华。

周恩来指出,目前红军的基本任务“主要的有以下几项:一、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关于红军的发展和战略问题,‘分兵游击集中指导是不可移易的原则。”

关于红军中党的领导及其组织问题,周恩来明确指出:“党的一切权力集中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着眼在红军的政治军事经济及群众斗争的领导上。”对红军中一切错误观念,“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之。”“党代表名称应立即废除,改为政治委员”,并作为军队和政治制度的建设把它巩固下来。

对红四军党内的争论及前委工作安排问题,周恩来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要求恢复毛泽东和朱德在群众中的信仰,“毛同志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

周恩来并嘱咐带此指示信返回红四军的陈毅:回去后,要请毛泽东复职,并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作出决议,维护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红四军前委于12月28日、29日在上杭古田召开了党的九大,此即著名的古田会议。由于陈毅迅速、忠实、全面地贯彻执行周恩来指示,用九月来信分清是非,结束争论,统一思想,古田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八个决议案,选举毛泽东为前委书记,取得圆满成功。

古田会议的根本任务,是解决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问题。因此,古田会议的主要内容是:

——规定红军的性质和任务。“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

——肯定党对红军的领导原则,“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

——明确军事与政治的关系,“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强调进行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

——确立红军处理军内关系、军民关系和瓦解敌军的原则,重申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规定。

——规定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

——规定红军政治工作作风和方法,强调调查研究,党内批评要注意政治等。逐步树立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

古田会议决议是毛泽东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理论思考的升华,是对中央九月来信精神的充实、完善和发展。它在党的建设和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方面,起到了巨大的现实作用和深远历史作用。

古田会议结束后数日,毛泽东再次向党内同志阐述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道理。明确指出要想“在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说明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革命高潮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建立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逐级扩大人民武装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政策,无疑是正确的。而且只有这样,才能树立全国人民的信仰,给反动派以极大困难,动摇其基础促进其瓦解,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可以说,到这个时候,毛泽东已正确掌握了城市与乡村、工人与农民、群众运动与武装斗争、党的领导与军队建设等方面重要关系,基本形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方向道路的理论和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以及红军战略战术等方面的基本原则,找到了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方向道路。

1930年1月15日,中央军委主办的《军事通讯》创刊,刊登了陈毅写的《关于红四军历史及其情况的报告》,并配发了编者按。编者按强调“这里面有很多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每一个同志注意”,如编制、战术、筹款给养、群众关系、军事和政治训练、军中供给开支原则等等,“都是在中国‘别开生面’,在过去没有看过听过的。”要求“各地红军、各地方党组织,都要学习朱、毛红军的经验,坚决执行红军游击战争的任务和战术原则。”

2月1日,周恩来在给广东省委的指示信中又表示:毛泽东的复职,红四军的中心的政治领导已确立,“稍可使中央放心。”要求广东派干部支援。

为了解决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在如何对待中国的富农、游击战争、赤色工会等问题上的争论,周恩来受中央政治局的委派,于3月初前往莫斯科汇报。周恩来到莫斯科后,向共产国际和苏共领导人汇报了毛泽东等人开展农村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情况,充分肯定、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主张,阐述了自己“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的思想。周恩来的汇报产生了重大的作用,促使共产国际、苏共以及斯大林重新认识中国革命的方法问题,也促使他们重视和赞赏毛泽东。《真理报》因此公开宣传肯定中国红军,宣称“红军的各军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下,正在变成为土地和政权而斗争的劳动农民群众的武装力量”,“成为中国革命新高潮的重要因素之一”。

周恩来去莫斯科之后,中国共产党内“左”倾思想发展并迅速形成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数月之内使中共党组织和红军遭到严重损失。中共和红军即将面临国民党蒋介石的空前巨大的压迫。

周恩来和瞿秋白奉共产国际之命回国纠错,于8月下旬相继到达上海。迅速采取措施坚决停止城市暴动和红军攻打大城市的冒险计划。9月24日至28日,周恩来和瞿秋白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批评李立三的错误,恢复党、团、工会组织的正常工作,撤销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攻取中心城市的计划和行动,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毛泽东虽然没有出席会议,却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9月30日,周恩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作《目前红军的中心任务及其几个根本问题》的报告中,向来自全国各地以及将要派往各地的红军领导人介绍“朱毛红军”的发展及其现状,介绍“朱毛红军”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指出:“朱毛红军”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从游击战向带游击性的运动战转变,是战略性的转变,是完全正确的。

1920年至1930年,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血雨腥风、刀光剑影里艰难探索的十年。这十年,中国共产党人所探索和解决的是两大问题:思想上,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认识中国革命的本质规律,形成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方向道路的科学理论;实践上,探索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方向道路。

经过十年的艰难探索,经过大革命特别是经过1927年至1930年农村武装革命斗争的实践,毛泽东等人逐渐自觉地摒弃教条主义,逐渐树立起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不断开拓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正确认识中国国情,认识和掌握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本质规律。从“上山”、“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到“工农武装割据”;到“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到“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毛泽东等人经验逐渐丰富,思想逐渐明朗,认识逐渐升华,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方向道路的科学理论形成,找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方向道路。

在毛泽东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方向道路的科学理论形成过程中,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正确道路形成的过程中,作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周恩来是作出了突出的重大的贡献的。

周恩来具体领导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的第一次武装起义——南昌起义,并且从南昌起义吸取了深刻的经验教训。他认为,南昌起义后,部队“南下广东,想依赖外援,攻打大城市,而没有直接到农村中发动和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这是基本政策的错误。”他在1928年至1930年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期间,努力正确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革命的方向道路的问题,努力克服“左”右倾思想干扰和政策的摇摆,支持毛泽东等人的实践,努力探索正确的革命道路。在毛泽东等人的实践基础之上,作出了“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的正确结论和正确决策。在毛泽东的实践还不被认识、主张还不被接受,毛泽东处于困难境地之时,周恩来以中共中央指示信的方式,肯定和支持毛泽东在红四军的领导地位,使毛泽东的主张为全军认识、接受并顺利实行。古田会议以后,又因周恩来的大力介绍和推行,毛泽东的实践和思想逐步为全党全军以及共产国际、苏共所认识和接受。

(作者单位:中共四川省委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

*本文原分8个部分,收入本论文集的为后5个部分。

《周恩来百周年纪念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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